钟表匠的第七个春天
老陈头的钟表店藏在巷尾第三棵老槐树下，门楣上"时安"二字被风雨磨得只剩半道金漆。我第一次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，他正眯着眼睛往座钟齿轮里填油泥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像只专注的老松鼠。
"修表？"他头也不抬，镊子尖悬在半空，"先看规矩——老物件按年份加钱，新表只修机械款，电子表不收。"
我把爷爷的怀表轻轻放在红木柜台。表壳边缘磕出五道月牙形凹痕，玻璃镜面裂成蛛网，最要命的是表冠断了半截，像截枯掉的指甲。"这是他下井前最后戴的，"我喉咙发紧，"煤矿塌方那天，他把表塞给徒弟......"
老陈头的镊子"当啷"掉在铜盘里。我抬头，正撞进他浑浊却骤亮的眼睛。
"坐。"他扯过蓝布围裙擦手，指节上的老茧像风化的岩块，"这表是1978年产的上海牌，后盖刻着'李建国'三个字？"
我愣住。爷爷的名字确实叫李建国，可这表是他二十岁生日时，在纺织厂当女工的母亲用三个月粮票换的。老陈头伸出食指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机油，轻轻抚过后盖那排细小的刻痕："当年我在国营钟表厂当学徒，这一批表的后盖都有暗纹——你看，这道波浪线是我师父的记号。"
窗外的老槐树忽然落了片叶子，正飘在怀表上。老陈头的手颤了颤，从柜台下摸出个铁盒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二十多枚表冠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铜光。"你爷爷的表冠是梅花形的，"他捏起一枚，"我这里有枚旧的，跟当年原厂的模子一模一样。"
那天我才知道，老陈头在钟表厂只待了三年。1982年秋，他的未婚妻小芸在下班路上被卡车撞了。"她当时抱着给我织的毛衣，"老陈头的声音像生锈的发条，"我赶到医院时，她手里还攥着半团蓝毛线，说要赶在冬天前给我织件高领的......"
急救室的红灯灭了又亮，老陈头在走廊里守了三天。第三天清晨，护士捧出个红布包，里面是小芸的遗物：半件未完工的毛衣，一对搪瓷缸，还有块上海牌怀表——那是他送她的定情信物。"表停在七点十五分，"老陈头摩挲着铁盒里的表冠，"跟她出事的时间分秒不差。"
从那以后，老陈头辞了工，在这条巷子里开了"时安"钟表店。他不再修电子表，说那些东西走得太准，准得让人害怕；他只修老机械表，说旧时间有温度，能慢慢把伤口焐软。
"当年我把小芸的表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"他举起爷爷的怀表，放大镜下，齿轮的齿痕像年轮，"拆到第三百六十五次时，突然想通了——时间不是用来停的，是用来走的。"
修表的日子过得很慢。老陈头先把怀表泡在航空汽油里，用软毛刷轻轻刷去三十年的油泥；然后用竹片挑出断裂的游丝，从工具箱最深处摸出卷比头发还细的金属丝，眯着眼睛重新缠绕；最后是装表冠，他对着台灯调整角度，镊子尖在五十倍显微镜下像根绣花针，"咔嗒"一声，梅花形表冠严丝合缝嵌了进去。
"修好了。"他把怀表放在我掌心。表壳被擦得锃亮，裂纹的镜面换成了有机玻璃，在光下泛着琥珀色。我轻轻上弦，秒针开始走动，"滴答滴答"的声音像爷爷的脚步声，从记忆深处慢慢走过来。
"你知道为什么老机械表总有点误差吗？"老陈头忽然说，"因为每个齿轮都有自己的脾气，这颗松半丝，那颗紧半毫，凑在一起反而走得长久。人也一样，"他指了指自己心口，"伤口要是长得太齐整，反而容易再裂。"
那天离开时，老陈头送我到门口。老槐树的影子斜斜铺在青石板上，他抬头看天："今年春天来得早，第七个了。"我这才注意到，店门口的花盆里，不知何时冒出几株嫩绿的芽——是小芸当年最爱的蓝雪花。
后来我常去"时安"店。老陈头教我认游丝的型号，说擒纵叉的弧度决定了表的脾气；他给我看他收藏的老表，有民国时期的铜壳表，有文革时的语录表，每块表背后都有故事：张阿婆的丈夫去了台湾，她的表停在1949年；王老师的怀表是学生送的，里面夹着三十年前的毕业照......
去年冬天，老陈头住院了。我去看他，他床头摆着小芸的怀表，现在走得很准，误差不超过十秒。"医生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活几年，"他笑着，"够我把店里那二十块待修的表都修好。"
今年春天，我又路过"时安"店。老陈头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膝头摊着块老怀表，蓝雪花在他脚边开得正好。有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蹲在他旁边，指着表问："爷爷，这表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呀？"
老陈头摸了摸女孩的头："因为它在等故事呀。"
风从巷口吹进来，带着槐花香。我忽然明白，时间从来不是个修理匠，它更像位老茶客——把那些扎心的刺慢慢泡软，把那些涩口的苦慢慢泡淡，最后留在杯底的，都是沉淀了岁月的甜。
小芸的蓝雪花又开了，老陈头的第七个春天里，所有的伤口都成了会开花的地方。